纵观当今世界，欧美发达国家不存在“城乡一体化”的提法，田园风光的乡村彰显着富裕文明，城市讲究低碳和绿色经济产业链，“后工业社会”的头等大事是生态环保，利害攸关着“是否适宜人居？”的大是大非问题。发达国家是落后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定位，例如中国台湾的乡村与城市各有千秋，就以“后发优势”挤身于发达地区行列，现在已经不需要“城乡一体化”，香港、澳门则没有农村，说明了“城乡一体化”仅仅是工农差别、城乡差别比较大的情况下，国家官方为了平衡农民的不满心理，让人们臆想农村有一天和城市一样的灯红酒绿流光溢彩，把浮躁的玩世不恭遏制到可以管控的水平。这种情况下，“城乡一体化”显然就是一个伪命题，是善意的期盼夹杂着“贫富两极分化”的怨声载道，以缺乏科学性的观念让“先入之见”获得诗意的栖居，往往是容易堕落成为一种骗局，酿成国家政策的误入歧途。譬如中国的城市人口居住聚集度与就业岗位分布状况不协调，堵车与污染夹杂着公共设施配套水平低的问题，让一场大雨就能够瘫痪北京城。京津冀地区雾霾的背后是每一个城市都在肆无忌惮的扩张，旗号和重中之重实施策略就是在城乡结合部加快推进“城乡一体化”政策，实际上就是“城市臃肿”的巨无霸心态在千方百计地蚕食农村和耕地，具体方式方法就是把“城乡一体化”贯彻落实为“将农村改变到城市模样”，客观上就是消灭农村，是“城市化”的思维定势。如果科学发展观被扭曲成为“城市化”蓝图，那么中国农村又该怎么样发展呢？

在中国大陆，关注农村、农业和农民发展的一年一度第一盛事，就是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专门阐述“三农问题”的政策，把相应的顶层设计公布于众。这十六个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有一个坚持不懈的政策叫做“城乡一体化”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尤为突出，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投标项目，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量化指标，要求确定中国省市县各级“城乡一体化”水平的评价体系，配套进行新农村建设，可谓是劳民伤财，没有形成有效生产力。例如，中国农业的土地迄今为止都不能由市场配置资源，因为市场只能配置商品化的土地资源，不能配置“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”这种“非商品化”的资源，让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农村望而却步。

第一，高举高打的“城乡一体化”政策，究竟是以一种社会制度模式进行推行呢，还是作为一场政治经济运动？例如人民公社运动，也是一种政治经济体制。中共中央的一切相关文件，都是明确把“城乡一体化”作为一个目标性规范，要求农村的发展以城市为坐标系，向城市看齐，把“城乡一体化”当成工业化、城市化运动的农村风向标。问题是，“城乡一体化”的主体是谁？就像“人民公社运动”的主体是官府，并不是人民大众，它就发生了吃大锅饭饿死人的大问题，1958年到1962年累计饿死人三千万以上。随后，也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央政府一声令下，取缔了“人民公社”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，官府作为农村重大政治经济行为的第一主体，让农民成为被动型的接受者和严重后果的承受者，理所当然的是不利于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，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肥力，造成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农村文明的衰退，2012年至今平均每一天消失300个村庄，乡村文化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。

应该说，农民是农村的名正言顺主人，可是中国的“官本位”体制注定了农民必须听命于政府，“城乡一体化”的政策一直强调“县政府是第一责任主体”，县域经济是“城乡一体化”的主战场，准确无误的宣布了县政府是推动和实施“城乡一体化”的主体，也就是“城乡一体化”的发动机、制动闸、刹车片和加油门都在政府系统，不能说是在农民当中。原因是这一点涉及到社会的综合治理问题，农民个人及其家庭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，实际上就是政府掌握土地的最终权力，是保障社会安定的“维护政治稳定”——执政党当务之急。例如云南省晋宁县2014年10月14日在富有村围绕着“城乡一体化”的大型商贸城征地建设项目打死8人，打伤18人，农民的蔬菜用地被乡镇政府与开发商联合起来强行廉价征收，农民并没有签字画押，村干部就能够和乡镇政府与开发商伪造出来一系列法律文件，获得县政府、市政府的认可，就能够违法实施“城乡一体化”的“霸占土地”之建设项目，就敢于通过黑社会组织召集千余人，统一制服，手里拿着凶器，光天化日之下对农民大打出手。农民拨打110报警